在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保障能源安全，完善石油、天然气、电力产供销体系，提升能源储备能力。在围绕保障能源安全方面，行业代表的声音主要集中于提升储备能力以及构建“新基建”下的现代能源体系等方面。

能源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其中石油、天然气更是能源命脉。随着我国石油工业不断深化改革，摸索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理体制与市场运行机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并迅速成为两会舆论热词。作为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高度体现的产业，石油、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或许到了再进一步的契机。

油气“新基建”

能源安全的话题已是老生常谈，但却并不过时。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之一，2019年我国石油进口量为5.06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72%，天然气进口量为1322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43%。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天然气消费国，2019年国内原油消费量达6.96亿吨，天然气消费量达3067亿立方米。

居安思危，高消费量、高对外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国能源安全的隐忧，或许这一观点所体现的冷战思维在高度全球化的情况下也略显不合时宜，但将油气等国家命脉交予他人之手显然并不现实。

“为了确保经济稳定持续运行，必须要有充足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完整的储备管理体系。战略储备用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应对突发情况，商业储备则服务于能源公司需求安全，平衡国际油价，扩充外汇收入。”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创始人薛光林表示。

薛光林呼吁尽快将建设石油、天然气储备设施纳入“新基建”。一方面，由国家出资建设油气战略储备库，储备不低于国家3个月用量的油气。另一方面，由企业和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商业储备库，国家利用市场手段，给予合理的价格租用。

国际能源署对成员国的要求是，石油储备规模至少达到上一年90天石油净进口量水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已经超过该标准。目前中国已建成包括舟山、大连、兰州、天津在内的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但当前石油储备只够40天的消耗，相比庞大的进口量、消费量来讲，储备设施捉襟见肘。

对于该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总经理江寿林也建议道，要继续扩大在石油储备、管输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采取措施调动大型企业、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鼓励“储油于商”，提高储备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效率。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在4月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快推进储气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天然气储备能力。受长期需求前景疲弱和短期供应过剩的影响，国际油价处于低位震荡期，对于进口国来讲是打造储备能力的新契机而“新基建”也意味着包括油气、煤炭等在内的传统产业升级的新机遇。

仍要深耕国内油气

资源禀赋决定着我国油气开发的成本高居不下，随着部分老油田进入开发中后期，逐渐控制递减率，新油田大多位于西部及深层区域，探勘开发难度加大，成本继续提高。在低油价的背景下，勘探开发投资、成本与产能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作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我们希望看到原油价格下降，但也要理性认识油价下跌对市场供需的长期影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朋德表示，“恶意操控价格将造成原油期货交易混乱，严重打压我国自身的能源产业，石油的全球供应链不排除出现短期中断的可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还提出，要坚持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动摇，发挥国内勘探开发“压舱石”的地位，促进国内原油年产量尽早恢复到2亿吨并保持稳定，天然气年产量尽早达到2000亿立方米以上并持续增长。

他指出要继续贯彻“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方针，在稳定老油田的同时，扩展西部及超深层油气领域勘探，此外，非常规油气开发也将成为接下来发展的重点。王宜林提出，“2020-2035年，规模发展致密气、页岩气和致密油，重点突破页岩油，超前储备油页岩和天然气水合物；2035-2050年，重点突破油页岩和天然气水合物。”

如何实现效益开发成为接下来影响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焦点，能否在税收、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话题。李朋德认为要完善能源开发的补贴政策，对常规油气、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等给予平等的补贴率。

此外还有部分代表提出对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出台页岩油初期开发阶段的扶持政策，对部分进口设备、仪器等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